在我3岁那年,父亲患了一场重病,没捱多久便去世了。那一年,弟弟两岁,母亲从此没再嫁。
6岁的时候,母亲将我和弟弟一起送进了小学。从此,我和他形影不离。初中、高中,始终在一个年级,一个班,我们总是相互鼓励、共同进步。
1994年夏天,家里同时收到了两份大学录取通知书。全村都炸开了锅,我们一家人更是高兴得手舞足蹈。可是没兴奋多久,母亲便犯愁了。近万元的学费,对于我家来说,无疑是个天文数字。母亲卖了家里所有的猪、鸡、粮食,又翻山越岭东家西家去借,直到报到前几天,才凑了4000多块。
一天夜里,母亲把我和弟弟叫到一起,还没开口眼泪就流了出来:“娃儿啊,你们双双考上大学我很高兴,可是,家里这个经济能力,即使娘去卖血,也只能供你们一个人去念书了……”
我和弟弟在一旁静静地听着,默不作声。许久,弟弟低声地说:“姐姐去。”我看了看弟弟,他的脸涨得红通通的,一副义无反顾的模样。母亲用衣袖擦了擦眼泪,没有做声。
我对母亲说:“还是让弟弟去吧,我始终是要嫁出去的。”我知道自己说这话有多么的言不由衷。上大学是我们农村孩子的唯一出路,我做梦都想跳出“农”门。
弟弟说:“还是你去吧!我在家里多少算个劳动力,还能够帮娘下地干活,好供你读书。如果我去了,你们两个在家能够供我吗?”
争论了很久,还是没有决定。那个夜晚,外面很静,静得可以听见屋内每个人在床上辗转反侧的声音。
第二天,弟弟很早就起了床,他站在堂屋里说:“娘,还是让姐姐去吧,她上了大学,将来才可以嫁个好人家。”声音不大,却足以让屋里的每个人听得流泪。
我和母亲起床后,在桌上发现了一堆纸末——是弟弟的录取通知书,已经被撕得粉碎。他帮全家人做了一个最后的决定。
送我上火车的时候,母亲和我都哭了,只有弟弟笑呵呵地说:“姐,你一定要好好读书啊!”听他的话,好像他倒比我大几岁似的。
1995年,一场罕见的蝗灾席卷了故乡,粮食颗粒无收。弟弟写信给我,说要到南方去打工。
弟弟跟着别人去了广州。刚开始,工作不好找,他就去码头做苦力,帮人扛麻袋和箱包。后来在一家打火机厂找了份工作,因为是计件工资,按劳取酬,弟弟每天都要工作十几个小时甚至更长,这是后来和他一同去打工的老乡回来告诉我们的。弟弟给我写信从来都是报喜不报忧。
每个月,弟弟都会准时寄钱到学校,给我做生活费。后来干脆要我办了张牡丹卡,他直接把钱存到卡上去。每次从卡里提钱出来,我都会感觉到一种温暖,也对当初自己的自私心存愧疚和自责。
弟弟出去后的第一个春节,他没有回家,提前写信回来告诉我们,说春节车票不太好买,打工返乡的人又多,懒得挤,而且春节的时候生意比较忙,收入也会相对高一点。我知道,他哪里是嫌懒得挤车,他是想多省点钱,多挣些钱,好供我读书啊!
弟弟后来又去了一家机床厂,说那边工资高一点。我提醒他:“听说机床厂很容易出事的,你千万要小心一些。等我念完大学参加工作了,你就去报考成人高考,然后我挣钱供你读书。”
大学终于顺利毕业了。我很快就在城里找了份舒适的工作。弟弟打来长途电话祝贺我,并叮嘱我要好好工作。我让弟弟辞职回家复习功课,准备参加今年的成人高考,弟弟却说我刚参加工作收入肯定不多,他想再干半年,多挣一些钱才回去。我要求弟弟立即辞职,但弟弟坚持自己的意见,最后我不得不妥协。
我做梦都没想到,我的这次妥协却要了弟弟的命。
弟弟出事时,我正在办公室整理文件,电话铃响了,一口广东腔,隐隐约约听得出那边问我:“你是黎兵的姐姐吗?”我说:“是,你有什么事吗?”“你弟弟出事了。请你们马上过来一趟。”我的脑袋“嗡”的一下就大了。赶忙问出了什么事?那边说,由于机床控制失灵,黎兵被齿轮轧去了上身半边,正在医院抢救。
我和母亲连夜坐火车赶赴广州。当我们踉踉跄跄地闯进医院时,负责照顾弟弟的工友告诉我们,弟弟已经抢救无效,离开人世了。母亲当时就晕倒在地上。
在医院的停尸房见到了弟弟的遗体。左边肩膀、胸部连同手臂已经不在了,黑瘦的脸部因为痛苦而严重变了形,那种惨状让人几度晕厥。
弟弟生前的同事告诉我们,在医院抢救之际,弟弟还要我们千万别通知他的家人,他说不想让我们担心。
清理弟弟的遗物时,在抽屉里发现了两份人身意外伤亡保险,受益人分别是母亲和我。母亲拿着保险单呼天抢地:“兵娃啊,娘不要你的钱,娘要这么多钱干啥啊!娘要你回来!你回来啊……”
还有一封已经贴好邮票的信,是写给我的:姐,就快要过春节了,已经3年没有回家,真的很想念你们。现在,你终于毕业参加工作了,我也可以解甲归田了……
弟弟走了很久,我和母亲都无法从悲痛中走出来。不知道天堂有没有成人高考,但是每年,我都会给弟弟烧一些高考资料去,我想让他在天堂里上大学。
天堂里可否有大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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